東海岸的法國牧者

圖／廖紫均、洪夙慶提供

相對於其他的修會，他們強調社會扶助以及清貧的生活，使得這支修會形成獨特的行事風格，也讓花蓮傳愛的故事不斷的出現。雖然現今這支修會遺留在臺灣的傳道人員逐漸老去，但是他們過去的努力，對於臺灣東海岸的發展，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遠渡重洋的傳教士們

在臺灣的東海岸，一群來自法國的傳教士，默默的守護這塊土地達半世紀之久。臺灣的東部，因為中央山脈的阻隔，使得一些現代化的醫療、教育等資源不易進入，這群傳教人員從 60 年前，開始在此耕耘，帶入了物資與相關的知識等，現今所見的繁華與便利，與過去的耕耘不可分割。這群來自法國的傳教人員，有其獨特性，他們多數來自巴黎外方傳教會，部分地區為來自瑞士的聖奧斯定詠禮會，兩個修會同時出現在花蓮地區絕非偶然，這個美麗的故事要從天主在臺灣的足跡開始說起。

傳教士在亞洲的傳教工作

天主教在臺灣的足跡，一般都推演到 17 世紀西班牙人占領北臺，但是對臺灣產生影響，則是從 1859 年算起，因為天津條約開放通商口岸，而有傳教士陸續從南臺灣進入。然而直到臺灣光復之前，傳教活動多數在西岸，主要由道明會傳教士，從南臺灣而中臺灣，漸漸的分散在西岸。天主教大批的傳教人員開始進駐東岸，卻是在光復後，傳教人員因局勢的變化，先後從中國離開或是被驅離，而巴黎外方傳教會也不例外，因緣際會進駐臺灣東海岸。

巴黎外方傳教會成立於 1659 年，1664 年得到教宗的批准，總部設在巴黎。它與傳統的天主教修會不同，其主要在亞洲從事傳教工作，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國、韓國、日本、臺灣、香港等地。這支修會進入中國的時間，約在 1680 年左右，從福建開始開展，陸續在中國建立 14 個教區。這支修會來到臺灣之前，原本積極在中國的西藏地區經營，然因為山區傳教不易，當時與瑞士的聖奧斯定詠禮會合作。這支瑞士的修會位置在義大利與瑞士的邊界，這兩個地區的人交通上必經過這個修會才能抵達對方，因此這個修會往往扮演引領與中繼站的角色，這修會裡養了許多聖伯納犬，這些犬是用來引路，所以修會也被翻譯為大聖伯納修會。也由於有長期的山區傳教經驗，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西藏福傳時，便與聖奧斯定詠禮會的神父合作。

民國 38 年中國山河變色，傳教人員來到臺灣，進入花東，見到這裡的地理環境時，這兩支修會不自覺的感到熟悉，又見到當地的貧脊以及需要外界的援助，因此選擇留在當地繼續守護。花蓮的北邊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左邊為中央山脈，右邊為海岸山脈，這種環境對於這兩支修會來說，有種似曾相似的親切感，因此兩支修會都留在花蓮傳教：新城與秀林兩處為聖奧斯定詠禮會負責，其餘都是巴黎外方傳教會負責。

巴黎外方傳教會與臺灣的因緣

從費聲遠主教回憶錄裡可以看到，傳教士最初抵達花蓮時的情景是「地處偏僻，文風未到，不但與外界隔絕，獵人頭的風俗更嚇阻了觀光客的涉足」，他以為這個廣闊的地區，正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可以使上力氣之處，也因此開啟巴黎外方傳教會與臺灣的因緣。從那時至今約有超過 60 位的傳教人員在臺灣進行福傳，也因此花蓮的鄉間與小鎮，隨處可見教堂，也可見到來自西方的神職人員。由於巴黎外方傳教會尊重當地文化也以保存在地文化為福傳的宗旨，使得很多地方改宗天主教，尤見於原住民為數多的地區。

巴黎外方傳教會強調其不全然是個宗教組織，傳教時天主是個與地方共同溝通的方式，重點還是在社會扶助與幫助弱勢。巴黎外方傳教士清貧的生活與對弱勢的關懷，一直是這支修會的特質，也形成現今所見花蓮各角落傳唱半世紀的大愛故事。由於巴黎外方傳教會是以到亞洲福傳為宗旨，最初巴黎外方傳教會福傳時，亞洲是教宗權力無法抵達的地方，因此傳教士們一旦成為神父，多半終身留在福傳的地區，不再回到母國。因此來臺灣的多位傳教士，終身在臺灣奉獻。

一般家庭裡如果有孩子決定成為傳教士，家人多半抱持著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面的決心。來臺灣的傳教士多由馬賽港出發，經歷很長的船期才能抵達，有些傳教人員或因船難、疾病等原因，已經半途喪命。劉一峰神父談到這裡，語重心長的說：「當我的家人在馬賽港送我的時候，幾乎感覺是死別。」傳教士其實理解到亞洲的環境，對於西方的傳教人員不盡然是友善，抱著一去不復返的態度與決心，幾乎是每一位傳教士的基本態度。

傳教士在臺灣的福傳與付出

每一位傳教士選擇到臺灣的理由不盡然相同，以劉一峰神父為例，他本身出身法國的少數民族，了解少數民族面對主流社會的痛苦，當他閱讀到臺灣的資料，得知臺灣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因此毅然決定選擇臺灣。抵達的傳教士，第一件事是積極學習當地語言，以花蓮來說，不少早期已經來臺的傳教士，將當地的語言作紀錄，為幫助後來的神職人員，而有字典的產出，包括阿美語 – 法語、太魯閣語 – 法語、布農語 – 法語等。而廣布在花蓮的傳教士，也會因應不同的口音作紀錄，而形成版本不同的字典。這些字典保留了古音，也保存了當地的詞彙用語，無形中幫助原住民的文化得以存續。尤其部落裡隨著原住民文化的衰微，年輕一輩不會自己的母語，反而是由傳教士來教導部落的人當地的母語。

由於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福傳方式，是從當地人的角度與立場來看，所以天主堂裡可見到漢人的祖先牌位，或使用當地的母語來進行彌撒，是稀鬆平常的事；而原住民的傳統儀式，與天主教的儀式結合，更普遍見於不同的族群。對於原住民來說，還是從原本的祖靈信仰的基礎延伸，將天主教的元素加入，原住民也因天主教不排斥既有的文化元素，更容易對這個宗教產生認同。

現今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人數已經變成個位數，年紀最長的為劉一峰神父。劉神父解釋為，因為相對於臺灣，還有更困難的世界其他國家，更需要福傳與資源的地方，並且臺灣本地的傳教人員人數已逐漸茁壯，所以巴黎總會把年輕的傳教士派到更需要資源之處。也許隨著現今這批傳教士逐漸凋零，未來巴黎外方傳教會將成為臺灣歷史上的名詞，但是傳教士們前仆後繼，在東臺灣的偏鄉曾經所付出的，卻是在臺灣東部歷史研究中，佔有不可抹滅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