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7 世紀西班牙傳教士的遺跡回望

17 世紀西班牙聖堂遺蹟

位在基隆和平島的 17 世紀西班牙聖堂的遺蹟，迄今是天主教傳教士抵達臺灣可考的最早紀錄。馬丁納 (Bartolomé Martínez) 在 1626 年隨西班牙軍隊抵達北臺灣（基隆、淡水），是臺灣天主教傳教的先驅。西班牙在北臺灣的 16 年，總計先後有 40 多位神職人員抵臺，來臺的修會不僅限於道明會，還有方濟會、奧斯定詠禮會等，甚至有日籍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在臺灣需面臨氣候的適應，協助士兵的生活及進行傳教。天主教的信仰讓在海上航行的士兵，感覺精神上有依靠，認為萬一出門在外遇到災難，離世前有神父為其禱告可獲得救贖，死後可以到天國。

由於同時期在臺南安平耕耘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鑒於西班牙的艦隊有傳教士協助協調，在處理本地問題上比較容易，沒那麼多的反彈，因此雇用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士前來臺灣。表面上天主教與基督新教都有傳教士跟隨，然而西班牙的神父抵臺，本質上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請宣教士來臺進行的殖民地治理有很大的差異。天主教會士因為在海上漫長時間與士兵相處，到殖民地協助士兵是出於朋友情誼；受雇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新教宣教士，身為東印度公司的員工，宣教士需要夾在商業利益考量與傳教者身分的夾縫中生存，更為艱辛。

15 世紀大航海時代

17 世紀西班牙與荷蘭競相來臺，與大航海時代的背景有關，西班牙的崛起始於 15 世紀，為了制衡荷蘭人並確保通往日本與菲律賓的航線安全，1626 年西班牙人從菲律賓北上，占領基隆（雞籠）與淡水，興建聖薩爾瓦多城與聖多明哥城。然而此時西班牙的國力已大不如前，才會在北臺灣僅停留 16 年後被荷蘭人的勢力趕走。臺灣正式進入西方地理視野，是透過葡萄牙人，葡萄牙船隻在前往日本的途中經過臺灣，船員驚嘆於島嶼的茂盛，在航海日誌寫下 “Ilha Formosa”（美麗之島）。究竟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與中國和臺灣有著什麼樣的關係？要釐清這段歷史，需從 15 世紀大航海時代談起。

自 15 世紀起，因路上絲路與地中海貿易被鄂圖曼帝國控制，歐洲各國為尋求到東方貿易的新路徑，開啟海上貿易之路，由葡萄牙與西班牙的船隊為這場海上的競逐拉開序幕。西、葡兩國為了爭取領地與海權，不斷發生衝突，教宗為此訂了子午線，在佛得角群島 (Cape Verde) 以西約 100 里格 (League)（1 里格為 3 英里）處，劃定一條連接南北極的教皇子午線。但由於歐洲對全球的全貌不甚清楚，中國與臺灣理論上歸屬西班牙，實際上卻發生轉折，雙方的船隊在東南亞香料群島（摩鹿加群島）撞個正著，兩國重新進行協定，西班牙放棄了對香料群島的主權要求，但保留對菲律賓的殖民權。從協議書看來中國與臺灣歸屬葡萄牙，但實際狀況卻都不歸屬，葡萄牙人最早抵達中國沿海，雖然曾嘗試武力挑釁（如屯門海戰）失敗，但隨後轉為務實外交，於 1553 年取得澳門的居住權。當時的中國由明朝統治。葡萄牙人主要在澳門進行貿易，而西班牙人則經由菲律賓馬尼拉，將大量從美洲挖來的白銀運往中國購買絲綢與瓷器。

西班牙人為確保貿易與航運不受影響，而決定進駐臺灣。臺灣地理位置正好位於兩條「子午線」博弈的重疊區邊緣，它是日本、中國、南洋貿易線的「十字路口」。當時歐洲人瘋狂採購中國的絲綢與瓷器，而臺灣就是交換美洲、日本白銀的重要仲介地。最初西班牙人從基隆進入後，在和平島建立據點，因糧食不足以及防衛上的需要，才到淡水建立另一個據點，在淡水的傳教士常需要跟當地的平埔族（馬賽族）購買糧食與日常所需，但交涉過程並不順利，有兩位傳教士：項德昭神父與卡斯提亞神父，成為在臺殉教的先驅。這與傳教士在臺灣的環境不好、菲律賓當局對臺灣的支援逐步減少，及原住民的反抗等原因有關。而在淡水建立聖多明哥城的馬丁納，則在淡水返回基隆的途中，據傳言是船駛到野柳，於當時稱為魔鬼岬之處觸礁遇難。西班牙傳教士的足跡，從貢寮的三貂角一直到蘇澳，建立不少聖堂，但多數已毀壞不見蹤跡。

和平島上薩爾瓦多城遺跡

現今和平島上保留聖薩爾瓦多城遺跡，它是一座擁有 4 個稜堡的石造要塞，規模遠比淡水的聖多明哥城龐大且堅固。聖薩爾瓦多城見證了西班牙人在臺灣勢力的終結。1642 年，南部的荷蘭人北上進攻基隆。最後守將為波爾的里奧 (Gonzalo Portillo)，戰況： 當時西班牙守軍僅有數百人（且多數病弱），而荷蘭軍隊裝備精良。在經過數日激戰後，西班牙人自知無力回天，最終投降並撤離臺灣。聖薩爾瓦多城的命運相當坎坷，它並不像淡水紅毛城（聖安東尼奧城）那樣幸運地保存至今，西班牙人投降前曾炸毀部分設施。後來荷蘭人佔領後雖有重修（改名為北荷蘭城），但在鄭成功時期與清領時期逐漸荒廢、拆除。該城的現狀為，長期被掩埋在基隆造船廠（現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廠區下方。聖薩爾瓦多城是一座典型的星形要塞，4 個突出的稜堡 (Bastion) 是為了消除射擊死角。它是用當地的砂岩與石灰建造的。除了主要的城堡，外圍還有一個被稱為「諸聖村」(Todos los Santos) 的居住區，裡面有教堂、修道院和醫院。

考古團隊在和平島停車場一帶挖出了大量的西班牙人遺骸以及修道院地基，這些發現證實了 17 世紀天主教在基隆的活躍程度，甚至發現了具有歐洲文化特徵的隨葬品（如十字架）。同時考古學家在遺骸的齒縫中發現了「檳榔染」，這顯示當時的西班牙傳教士或士兵，為了適應臺灣的環境（或是單純好奇），已經開始跟著在地原住民一起嚼檳榔。隨著石材被拆去蓋房子，以及後來的基隆造船廠建設，城堡的地基徹底被掩埋在現代建築之下。

總而言之，17 世紀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 16 年，不僅是天主教傳教史的先鋒，更標誌著臺灣正式捲入大航海時代。透過聖薩爾瓦多城的遺構與考古發現的「檳榔染」人骨，我們看見了歐洲文明、大明貿易體系與在地原住民文化在「教宗子午線」邊緣的激烈交會。這段歷史證明了臺灣自古即是東亞貿易的十字路口，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至今仍與 400 年前遙相呼應。

註：感謝財團法人紀守常紀念文教基金會的簡鴻模、曹銘宗、杜仁神父、王善卿等老師的帶領，追尋 17 世紀西班牙傳教士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