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刺繡 – 從王偉光先生談起

穿在身上的歷史：苗族刺繡的文化脈絡與蒐藏浪潮

刺繡是許多苗寨服飾都可見到的裝飾技法，苗族以針為筆、以線為墨，記錄著族人的誕生、繁衍與遷移，對苗族而言，刺繡不僅是家裡傳承的傳統工藝，更是村寨裡用來識別是否可以互相通婚的重要依據。苗族刺繡的複雜與藝術性，被帶入臺灣，主要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後，一些喜好民俗工藝的藏家進入中國，見到偏遠的苗寨竟產製這麼精美的工藝品，而引進臺灣。當然 1980 年代以後更多人因為探親、旅遊等原因進入中國以及苗寨，大量的傳統苗族刺繡被收購，進而形成獨特的商品鏈。

踏上苗寨田野路：美術視野下的工藝探索

在眾多蒐藏家中，王偉光夫婦是相當特別的，王偉光其夫人林月先老師提及，兩個人都是美術系畢業，因此對圖像、色彩、工藝等特別感興趣，在臺北市和平東路開設小王子畫室，專教兒童美術，畢生對美術教育的付出不遺餘力。夫妻二人在文革結束後沒多久就進入中國，以苗族蒐藏家的角度來看，算是臺灣地區最先進入苗寨的藏家之一，而當年進入苗寨時，就已經見到歐美的一些藏家，甚至有日本的染織工作與研究者，已在苗寨進行田野調查。

「虎變為龍」的苗漢圖紋對話

由於苗族工藝技術相當精美，一直有個說法是：雲貴的染織技術是世界的起源。但這並不是染織界的主流論述，這個說法可能來自苗族的創世神話，如「女神娃爽利用蠟染布製成撐天傘」等故事。若將這些創世神話當作歷史文獻來解讀，就會衍生出「染織技術伴隨世界誕生」的說法。無論如何，這樣的說法也道出苗族工藝的精緻，並吸引了王家夫婦就此踏上苗族蒐藏的不歸路。王偉光夫婦注意到一個現象，苗族刺繡不僅出現在苗寨，也出現在黃河流域，從紋樣與技法可以看出雙方確實有文化交流，所以王偉光老師以苗漢刺繡的名詞來稱呼。

王偉光夫婦為了解開這個謎，花費很多時間走訪苗寨，以及黃河流域一帶，林月先老師指出存在於黃河流域一帶的刺繡，可以看到構圖上出現苗寨的身影，王偉光老師指出著名的一個案例，是老虎變龍的刺繡。虎在黃河流域一帶的概念是防禦性，尤其具備強大的驅邪、保護功能，特別是保護孩童與產婦。黃河流域，特別是山西與陝西一帶有虎頭鞋、虎頭帽、有老虎花紋的五毒肚兜等，藉由虎驅瘟禳災、鎮 5 種有毒性的生物。而龍是代表威權與神聖，在苗族，龍是無所不在、可以解決諸多問題的神靈。會產生「變」的現象，代表雙方的文化交流，王偉光認為是為了獲取更高的文化資本、滿足對階級提升的想像，或者單純是為了在視覺上轉化為更具「吉祥」與「神聖」意義的符號。所以「變」是一種文化策略，對於新的圖像注入本地的意涵，並在日常生活使用。

交融於古往今來商路上的民間美學

林月先老師提及黃河流域的民間刺繡在某些構圖、色彩運用或幾何紋樣上，與苗族刺繡有著微妙而深厚的連結。這使他們夫婦不僅聚焦於苗家，更進一步去探究漢文化與苗族文化在歷史交融中的足跡，從而拼湊出兩者之間跨地域的審美對話與工藝流變。筆者認為會有這樣的現象，應不僅是生態與歷史的孕育，也與商圈、商賈的流動有關。自戰國時期（公元前 4 世紀）即有絲路，通往南亞的絲綢之路經過雲貴，比起西域這條路線時間更早。以巴蜀為起點、經雲貴高原通往緬甸與印度的南方動脈，是早期通往西方做為東西交流的通道。隨著歷史的進展，通往歐洲的陸上絲路陸續開通，雖說經由河西走廊進入中亞、西亞，但南亞的這條茶馬古道也從未間斷。

王偉光夫婦關注的是從雲貴這一段開始，以及最後的黃河流域，仔細觀察這條路線，若從絲路的角度來思考，從雲貴進來多半走四川後，翻越秦嶺就是黃河流域，而黃河流域的最大支流是關中平原，也就是長安城之所在，洛陽則位在黃河流域中下游處。筆者推斷這也是為什麼在黃河流域（北方）的民間刺繡中，會浮現出與西南少數民族（如苗繡）高度相關的構圖、幾何紋樣與文化對話的痕跡，以及王偉光夫婦會極盡畢生，從雲貴、四川走到黃河流域進行調研。

多元並存的北方刺繡

當然中國北方的刺繡不僅只有這個類別，從故宮所藏的織品，可見到與這一批是完全不同的風格，皇帝的蟒袍、官員的補服、皇家穿著的八團吉祥花鳥等；甚至東北的滿族，以熊、鹿、鷹、神鳥為母題展現薩滿文化；或者是青海、西北草原的幾何花草、盤腸紋（吉祥結）、八寶圖等，看出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北方文化更細緻的區域，還有更多的地方性可討論，不可否認的是，來自西南的苗繡，因為長期的通商與互動，與黃河流域之間有明顯文化交流的蹤跡。

從日常生活到藝術殿堂

苗族刺繡原本是日常生活的服飾，包括嬰兒背帶、女子盛裝被拆解後的裙片、袖口、圍裙、頭帕、鞋子等，每一件作品都有其使用情境與生命週期。改革開放的前後，陸續被進入的蒐藏家發現，這些原本屬於生活文化的物件開始脫離原有脈絡，轉變為藝術市場中的收藏品。刺繡等服飾的價值也因此從個人與家族記憶逐漸轉化為民族工藝、藝術精品與文化資產。王偉光夫婦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節點進入苗寨，他們所收藏的不只是精美的刺繡，更保存了一批在現代化快速發展下逐漸消失的地方傳統工藝。

為傳統工藝留存歷史切面的田野調查

與一般蒐藏家不同的是，王偉光夫婦並非僅追求完整或華麗的作品，而是透過田野調查建立每件作品的來源、族群、用途與流傳背景。他們經常進入村寨進行田調、訪談，確認紋樣的製作與意義，對他們而言，每一件織品都不是孤立的藝術品，而是一段文化傳播、一種族群認同以及地方知識的載體，這也是其蒐藏最具價值之處。值得注意的是，今日許多早期苗族服飾因觀光開發、市場需求與工業化生產而逐漸改變，部分村寨甚至已難以見到 20 世紀 70 至 80 年代以前的完整服飾系統。相較之下，臺灣早期收藏家於改革開放初期所蒐集的織品，反而成為研究苗族傳統工藝的重要材料。

王偉光夫婦數十年的努力，不僅保存了一批具有高度藝術性、可以進行文化比對的作品，也保留了改革開放前後苗族生活的歷史切面。透過這些物件，不僅能理解苗族工藝的發展，也能重新思考不同文化區域之間，如何透過商路、婚姻、遷徙與工藝交流形成複雜的文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