鯨骨的低語：從愛丁堡到倫敦的博物館見聞與省思

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我們見到虎鯨「露露」(Lulu) 的骨骼。牠是蘇格蘭最後一個虎鯨族群的成員，因漁網纏繞而死，隨後科學家從組織分析中了解牠身上有非常嚴重的多氯聯苯污染，也發現這隻雌性虎鯨雖然早已超過生殖年齡卻從未生育過。當親眼看到牠的頭骨時，深刻感受到海洋的環境威脅早已超越捕鯨武器，汙染物正無聲地侵蝕海洋生命。而倫敦自然史博物館辛茲大廳中央的藍鯨「希望」(Hope)，則是另一個故事。這隻 1891 年擱淺於愛爾蘭的藍鯨，如今成為象徵人類反思與修正的標記。館方以牠取代原先的梁龍骨架，提醒世人從滅絕的過去走向保育的未來 – Hope 的存在，是對人類仍有改變能力的信念。回顧 18 至 19 世紀間，大英帝國以博物學之名蒐羅全球標本，而鯨魚的油脂與骨骼曾支撐文明與工業的繁榮，也象徵著當時的征服與掠奪。當代博物館不再是展示權力與知識的場所，而是反思與教育的空間。在 Lulu 與 Hope 之間，筆者看見兩個時代的對話：一個是警示，一個是重生。典藏庫和展場的鯨骨雖靜默，卻詮釋著人類與自然命運相連的真實故事。

2025 年，筆者和館內兩位同事，有幸踏上一趟為期兩週的英國博物館參訪之旅。身為整天與標本典藏為伍的博物館人，這趟旅程與其說是出差，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我們的第一站，始於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挑高明亮的寬闊展廳中，陽光灑落，我們見到海洋巨獸：在不同展區的巨大抹香鯨頭骨、懸吊在空中的鯨豚骨骼與模型。不過，此行最深刻的故事，卻是藏在不對外開放的庫房裡。

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脊椎動物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安德魯．基勤納博士 (Dr. Andrew Kitchener) 和喬治漢克特先生 (Mr. Georg Hankte) 的引領下，我們得以進入典藏庫，親眼見到背負現代海洋悲歌的虎鯨 Lulu 的骨骼。一週後，我們搭上火車南下，前往旅程的第二站 – 倫敦，參訪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當我們步入宏偉的辛茲大廳 (Hintze Hall)，目睹長達 25.2 公尺的藍鯨骨骼 Hope 以優雅的姿態懸吊於空中，彷彿為我們這趟旅程，帶來無聲的回應。這些巨大的鯨骨不僅是生物學上的標本，牠們是時間的印記，也是保育史的縮影，以及人類與海洋生態系互動模式變遷的物證。

日不落的收藏：帝國擴張與自然史的黃金年代

想知道這兩座博物館為什麼能有數量驚人的收藏，就得把時光倒回至 18、19 世紀，那個屬於大英帝國的時代，米字旗飄揚在全球各大洲的港口，跟著砲艦與商船出征的，還有博物學家的採集網與標本箱。愛丁堡與倫敦，是當時和現在的帝國學術重鎮，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奇典藏品。

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自然史典藏，歷史悠久，可以一路追溯到 18 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而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前身，則源於漢斯．史隆爵士 (Sir Hans Sloane) 的個人收藏，並在 1881 年正式獨立於大英博物館之外，而其維多利亞時代建築本身被譽為「自然的大教堂」，如同一座科學精神紀念碑。這兩個機構，在大英國協的體系下，成為全球自然史知識網絡與典藏的核心點。當時無數被派到殖民地的官員、軍人、醫生和傳教士，許多都身兼業餘博物學家的角色，他們將在印度、澳洲、亞洲、非洲、加勒比海等地發現的新物種製成標本，源源不絕地送回英國。而臺灣在當時也曾有巨大的鬚鯨標本從南部打狗（現今高雄）被運回英國，並以新種之姿被發表為史溫侯氏鬚鯨（雖然多年後被科學家研究後證實，牠是一隻大翅鯨）。

在這些典藏品的背後，是「掌握世界」的雄心。透過命名、分類與展示，大英帝國不但在政治與經濟上統治世界，更在知識體系上定義世界。然而，這種對自然的探索與編目，往往伴隨著資源掠奪的視角。在那個時代，「利用」與「研究」常常是一體兩面。而對於海洋中體型最龐大的哺乳動物 – 大型鯨魚來說，這段歷史便與另一段更為令人唏噓的篇章緊密相連：工業化捕鯨。

海洋資源利用：工業化捕鯨時代的背景

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展廳中，一顆碩大的抹香鯨頭骨（博物館將牠取名 Moby ，正是白鯨記裡面的抹香鯨主角的名字），牠的大體型結構，正是解剖學與比較生物學上的絕佳教材，同時也讓人聯想到那個大規模利用海洋資源的時代。

正如歷史學家理查．艾利斯 (Richard Ellis) 在其著作《傳統捕鯨》(WHALING, TRADITIONAL) 中所記錄的，從 18 世紀末期開始，人類對鯨魚的利用，從沿岸的區域性捕獵，轉變為全球性的海上產業。鯨魚，尤其是抹香鯨和露脊鯨，成為重要的工業原料。抹香鯨頭部的鯨腦油 (Spermaceti)，是當時高品質的潤滑劑和燈油；而鬚鯨的鯨鬚版片 (Baleen plates)，則是製作多種民生用品的彈性材料。

捕鯨船從蘇格蘭丹地 (Dundee)、新英格蘭等港口出發，航跡遍布全球海域。當時的捕獵技術，使得鯨魚族群的數量快速下降。許多博物館早期的鯨豚標本，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其骨骼典藏多是從世界各地的捕鯨站或擱淺事件中採集而來。這些骸骨進入博物館，成為重要的研究材料與展示品，也記錄當時人類對海洋生物的認知與利用方式。

警示與希望：兩具鯨骨標本的當代詮釋

進入 21 世紀，博物館的角色也持續演進，除了典藏與研究，更強調其在環境教育與科學傳播上的功能。從愛丁堡到倫敦，這兩座博物館透過其核心的鯨豚標本，有效地演繹了這種角色的轉變。

在愛丁堡的典藏庫中，溫文儒雅的基勤納博士向我們詳細解說虎鯨 Lulu 的案例。Lulu 隸屬於英國已知的最後一個本土虎鯨群體「西部社群」(West Coast Community)。2016 年，牠被發現擱淺於泰利島 (Isle of Tiree)，死因經判定為漁網纏繞。而後的鑑識科學毒物分析顯示，牠體內的「多氯聯苯」(PCBs) 含量，是目前已知的海洋哺乳動物中最高的紀錄之一，已達到足以影響其健康和繁殖能力的濃度。科學家指出，這個虎鯨群體數十年沒有新生個體，而環境污染物導致的繁殖失敗，被認為是其族群走向功能性滅絕的關鍵因素之一。

Lulu 的標本，因此成為極具科學意義的案例，同時也是一個強烈的警示，指向當代海洋保育的新挑戰：持續性有機污染物的影響。這個案例說明，保育的威脅因子已從過去的直接捕獵，轉變為更為複雜的環境化學問題。

一周後，懷著些許沉重卻又期待的心情，我們抵達倫敦。在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大廳，藍鯨骨骼 Hope 則提供另一個層次的敘事。

Hope，館方的策展理念，是希望將觀眾的焦點從已滅絕的物種，轉向當下面臨的生物多樣性議題與保育的未來。Hope 的標本來源，也與捕鯨史相關。牠於 1891 年在愛爾蘭海岸擱淺，當時，藍鯨全球的族群數量已因商業捕鯨而大幅減少。

以 Hope 為這隻藍鯨標本命名，在人類世的現今具有特殊的教育意義。牠象徵著一個曾因人類活動而瀕臨滅絕的物種，在獲得國際保育後，其族群正緩慢地恢復的前景。Hope 向眾人傳達一個理念：人類的行為可以對生態造成巨大衝擊，但也同樣能透過科學認知與保育行動，帶來正向的改變。如果說 Lulu 代表了當代科學研究所揭示的新興威脅，那麼 Hope 則代表人類修正過往行為後所帶來的保育成果。

典範轉移：從資源管理到物種保育

從工業化捕鯨時代，到 Lulu 與 Hope 所代表的當代保育敘事，這中間的轉捩點，發生在 20 世紀下半葉。人類對於環境意識的提升、科學研究的進展，共同促成一場全球性的價值觀轉變。

其中，最具指標性的事件，是 1986 年國際捕鯨委員會 (IWC) 所通過的《全球禁止商業捕鯨公約》。IWC 這個組織的演變，反映了科學認知在國際政策中的角色變化。它最初成立於 1946 年，目標是「有序地管理捕鯨產業」，以確保鯨魚資源的永續利用。然而，後續的科學證據顯示，商業捕撈的強度已對大型鯨類的族群結構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基於持續的科學監測資料與全球學界的呼籲，IWC 的角色逐漸從一個資源管理機構，轉變為以物種保育為首要任務的國際組織。1986 年的捕鯨禁令，是基於當時科學認知所做出的預防性原則的重大決策，也標誌人類與鯨魚的互動模式，從單向的資源利用，轉向更全面的物種保育思維。

結語：博物館 – 承載科學歷史，啟迪未來的場域

走訪愛丁堡與倫敦的博物館，如同回顧一部由標本寫成的自然科學史。這些典藏，源於帝國時代的博物學探索，記錄了工業時代的資源利用，如今，它們在 21 世紀的科學語境下，被賦予全新的教育使命。

從典藏庫中 Lulu 的科學研究成果所帶來的警示，到大廳裡 Hope 所象徵的保育意義，這趟旅程，正是今日自然史博物館角色的最佳詮釋。利用無可取代的實體典藏，連結科學史與當代議題，向大眾提出問題，激發思考，現代博物館不再只是儲存物件的倉庫，更是產生知識與對話的場域。透過基因組學、穩定同位素分析等新興科技，科學家們正從這些百年骨骼中，解讀出鯨類族群的遺傳歷史、食性變遷，甚至是古海洋學的環境線索。

當我們以研究者的眼光審視這些巨大的骨骼標本，我們看到的，是生物演化的精妙，是海洋生態系的複雜，更是人類文明與自然互動史的一面鏡子。它反映人類過去行為的後果，也展現當代科學所能帶來的覺醒與潛能。從愛丁堡到倫敦，這些鯨骨標本持續地低語：歷史研究無法改變過去，但能為未來提供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