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問題為,2002年立法委員倡議國立臺灣博物館改制為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以下簡稱原博館)的壓力,以及同年曾納入國家建設計畫的原博館是如何中止?在前述立委壓力下,《原住民族教育法》中的原博館條款,自2002年納入修法並於2004年通過;但是,原博館設立政策並未出現在2000年代中後期,甚至未見正式的政策討論。設與不設,皆涉及文化政治。本文研究目的為呈現設館政治過程中的各種權力角力面貌,以提供身處特定權力技術中的行動者,發展行動策略。以傅柯的治理性,及班奈特的博物館特有的治理技術,分析各種權力對設館政策的影響與限制。研究範圍為起自1990年代至2003年,倡議國立臺灣博物館改制為原博館的歷史脈絡;研究資料主要為立法委員質詢與行政院回覆的相關文獻。結論提出,我國國立博物館的設立,處於中央政府高度控管的權力之下;在各種互動、銜接、交錯與糾葛的權力中,尤其是機構、程序以及知識分類等權力,使原博館設置議程不斷被延宕,是一種「善意的忽視」;最終收編進南島文化園區(2006年終止),倡議原博館的訴求(詮釋權、文物管理)被轉變為統治者的需要--建構臺灣文化身分與促進臺東地方觀光。

